《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李礼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内容简介：
经过三十多年“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19世纪末的清帝国不仅未能奋力图强，反而进一步深陷泥沼。甲午、维新、灭洋、赔款……帝国尝试着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应对危机，结果连续失败，并在世纪末导致一场国家参与动员的义和团运动。与此同时，东亚格局彻底转换，中国遭遇日、俄直接压迫，西方各国在清廷不断失败和排外浪潮下重新审视对华关系。改革派或流亡海外，或图谋下一场“新政”，革命者则彻底来到历史舞台的中央。资深媒体人、近代史研究者、历写作者家李礼，以全球史视野和全新文本重述中国近代史。从清国皇室、高官、士绅、变革派、革命家、拳民到欧洲皇帝、外交官、教会、传教士、军人、记者的全景视角，描述了全球视野下甲午战争前后的动荡中国，揭示了19世纪最后十年的战争、变革和失败。作者避免了宽泛的宏大叙述，用简洁而生动的文笔回归事件现场，考证中外人物，勾勒出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群像。
作者简介：
李礼，历史学者、博士，曾任多家媒体主编，《东方历史评论》、《历史学人》执行主编。著有《求变者：回望与重访》《古今之变：历史学家访谈录》等。
目录：
推荐序
自序
引子
第一章 1891年
南方传来的消息让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坐立不安，他们看到了一份又一份令人触目惊心的“排外”报道//张之洞关闭了几个印刷据点，并责令湖南巡抚抓了长沙宝善堂的三个刻字商，但因证据不足释放了//尼古拉提前终止了访问，5月19日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头戴纱布出席了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典礼//1891年6月，刚结束阅兵的北洋海军编队受邀访问日本。7月16日，日本贵族、众议两院议员156人登上“定远”舰//康有为的行动绝非个人之力，一个围绕他的师门集团在1891年后开始形成，这批年轻学生数量日益壮大
第二章 1892年
学英文的决定很可能来自皇帝本人，“他看起来甚至比他实际年龄还小，不会大于十六七岁的样子”//很多参与社会骚乱的人其实并非哥老会成员，却被官方以此对待。这“相当程度上建构了哥老会作为反清势力的形象。这股势力愈来愈为清政府和在中国的西方人所恐惧”//孙逸仙对当医生很快彻底失去了兴趣。慢慢有人注意到，此人偶尔在村子里实验炸弹，而他的诊所却入不敷出//伊藤内阁转而支持一度搁置的海军扩建计划，同意追加建造10万吨规模的军舰。此时，日本已提前完成了十年扩军计划
第三章 1893年
中、日两国的差异在1893年被放大了，芝加哥世博会上，日本筹集到比任何国家都要多的资金，展位居于黄金地段//当汉阳炼铁厂1893年9、10月完工时，焦炭供应却没有解决，计划中的大冶、马鞍山配套工程也没有完成//招商局总办郑观应抛出了一个题目：如果中国采纳西方议会制，有何利弊？结果获奖的前三名都认为，中国如要富强非设立议院不可//1893年的新规意义非凡，它给了华侨自由出入祖国的官方保护。从这一年开始，总理衙门转而采取主动行动，保护海外华人出现了新气象
第四章 1894年
清国第一套纪念邮票被赶制出来，计划农历十月初十发行，为太后六十大寿助兴，它包括9枚“万寿邮票”，总面值6钱6分，寓意“六六大顺”//众多新闻记者在东京、大阪等地集会，主张强硬外交，对华开战。实际上，自甲申政变这些年来，很多日本人一直愤愤不平//李鸿章上报北京，将大东沟海战描述成一场以少敌多的胜利，称若不是“济远”“广甲”逃跑，必可大获全胜//“督办军务处”不仅来得太迟了，而且从这时起恭亲王已把重心转到请外国公使调停上//“在我面前，正演着一幕最惨痛的悲剧”，美国货轮“哥伦布”号海员艾伦此时正困于旅顺口，他目睹了杀戮//皇太后“九五之尊”如旧，朝鲜使臣受赏、朝鲜王妃被赐缎匹，北京似乎与连续失败的战场暂时失去了联系
第五章 1895年
《降服规约书》最终签字调印，日本联合舰队驶入刘公岛港湾接收炮台和军舰，“镇远”“平远”“济远”“广丙”和6艘炮舰相继升起日本军旗//李鸿章仍花了5个小时在春帆楼里“斤斤计较”，希望凭借中国式谈判手段把2亿两减去5000万两或2000万两//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却把日本的“文明”扭向一条奇特道路//《马关条约》最终支付超过了纸面数字，达3.9亿日元。如果算上从中国得到的现金及财物，总计合库平银3.4亿两，折合日金5.1亿元//《马关条约》签订这一年，几乎很少有中国人注意到无线电传输、X光诊断仪、电影放映机这些东西已经发明出来//7月19日，光绪要求北京和各地官员提交改革建议，把9个折子下发参考讨论，其中包括康有为、胡燏棻和陈炽的三份西化方案//这是革命者漫长失败中的第一次，这次行动夭折的很大原因来自内部
第六章 1896年
一位御史1月21日参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几天后上海《新闻报》发布了查封北京强学会的消息//《时务报》诞生后，体制内外的众多改革者和同情者找到了一个共同平台，这里似乎结成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新党”或广义上的“维新党”人//“密约”传回北京时奕？坚决反对，李鸿章认为俄方并无特别过分之处，拒绝可能导致对方危害中国//到1895年下半年，赫德终于向总理衙门提交了44款邮政章程，“创邮政以删驿递”变成了当年改革讨论中的一个争议点
第七章 1897年
就在南洋公学开学前一个月，安徽巡抚邓华熙向北京奏请各省在省会另设新式学堂，获得批准//梁启超等人到长沙后把新政推向一个新高潮，此时第一批学生已经到位，时务学堂的选拔异常激烈，参加乡试的考生传出招生消息后，大约4000人报考了第一场考试//《马关条约》之后中国知识精英焦虑不安，翻译《天演论》可以说是这种焦虑的产物之一//“远东历史新的一章已经开始了”，莫理循写道。11月底，他到达烟台后英国领事告诉他，德国人已占领胶州湾
第八章 1898年
1898年，“恐怕在19世纪历史上是最值得记忆的一年”，日本人高山樗牛写道，他得出这种感受的原因之一就是目睹“中国被分割”//一批远离权力中枢的改革者即将集中到皇帝身边，加入这场前途未卜的改革//废除八股的提议表面上来自御史宋伯鲁，实为康有为师徒及其联盟者推动。之后“中国经历了一场爆炸式的推崇新式教育的浪潮”//《时务报》改官报的提议很快摧毁了这张报纸的公共形象，而且迅速引发一场产权之争//真正点燃火药桶的是9月18日的一些事//“这一次她大权独揽，发誓要废止皇帝所做的一切。发动机被逆转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倒退。”//康有为搭乘日本邮船“河内”号10月25日来到神户，跟随他的包括三名弟子和一名随从，一场不知尽头的流亡生涯就此开始//光绪遭到软禁后，9月25日传出重病消息，中国皇帝的命运开始为外界高度关注
第九章 1899年
大隈重信内阁（1898年6月30日—1898年11月8日）下野后，新内阁外务大臣青木周藏选择务实路线，不愿支持清廷政治犯//1899年9月6日至11月17日，美国正式提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照会被分别送交英、德、俄、法、意、日各国//“一个秘密社团已在山东兴起，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仇视洋人和基督教。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这个组织用拳民为名”//新任巡抚发出一份全省通告，称传教士和教会为中外条约许可，中国不能失约//保皇会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光绪祈福。8月4日这一天，康有为乘船在维多利亚以北的文岛附近为皇帝祝“圣寿”
第十章 1900年
经元善大胆领衔发出一份上海“通电”，呼吁光绪亲政。共有1231位绅商在通电上署名//6月13日，大批拳民从崇文门进入内城。从这一天起，北京、天津大规模骚乱开始了//收到总理衙门的照会后，外交官们炸开了锅//援军迟迟未到，8月初却传来了一个惊人的坏消息，它显示慈禧消灭洋人的决心非但没有变弱，反而更强了//英国记者乔治·林奇绕城转了一周，发现俄军占领区最野蛮，“看起来一切都随着这个北方游牧部落的到来而毁灭瘫痪了”//这批传教士留下了一份“忻州日记”，记录1900年的逃亡经历//混乱之中，杨衢云和孙中山、谢缵泰一起去信鼓动李鸿章独立//自立军起义号称“勤王”，诉求却相当复杂。它可以追溯到戊戌政变前湖南成立的自立会
第十一章 尾声
为了显示对流亡中央政府的不满，联军几支小股远征军从北京开拔分赴周边地区//这笔赔款（《辛丑条约》）实际执行到1938年，中国最后实际支付了576032750两//李鸿章死于《辛丑条约》缔结不久或许具有某种象征意味，这场外交悲剧显示，几十年来中外接触并没有让清廷真正接受新的外部世界//由于刘坤一的谨慎，会奏内容里没有涉及张之洞想加入的“议院”，实际上没有涉及政治制度变革
编辑推荐：
1. 本书关注的是晚清变局（中国遭遇世界）这一经典话题，文字优美，叙事严谨，将清国放在东亚全局局势之下，力争还原当期清、日本、俄国、朝鲜、西方国家各方势力的表现和角逐，回归事件现场，考证中外人物，勾勒出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群像。作者的突破之处在于以全球视角来重新观看帝国遭遇危机时的应对和失败图景，对大家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提供了新的思考面向。
2. 本书的作者李礼曾是《东方历史评论》和《历史学人》的执行主编，已出版著作《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求变者：回望与重访》《古今之变：历史学家访谈录》，写作娓娓道来，阅读体验良好。
3. 本书由许知远作序推荐。葛兆光、王笛、罗新、刘苏里、马勇、李雪涛等知名学者鼎力推荐。
精彩书评：
李礼新著《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写作的一个新尝试。本书视野开阔，文献丰富，以全球史的眼光来观察1891—1900 年之间的中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历史的这些关键节点，涉及中西互动、中外关系、中外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各领域中外人物。虽然写作方式是面向大众阅读，但是资料的使用非常丰富和严谨。这是一部精彩而生动的叙事史，对我们理解19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将是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 王笛（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
《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是重构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第一部。李礼以时代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新颖独到，引人入胜，这些故事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外交、经济诸多内容， 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善于将这些事件与进程置于“全球脉络”中予以讲述，进而能够将讲述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 因此在叙述中很多以往的“近代民族叙事”和“国内变局”都成为“全球变化”的一部分。本书带给我们的那个中国，既是百余年前的过去，又是我们当代历史的起源。
—— 李雪涛（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 / 全球史研究院院长）
前言：
自序
如何叙事：中国近代史的熟悉和陌生
“复仇女神”号（Nemesis）是世界上第一艘铁壳战船，它驶入南半球、绕过好望角、到达东亚海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担任主角。当英国学者安德里安·G.马歇尔（Adrian G. Marshall）打算为这艘战船写一本书时，他发现，仅伦敦大英图书馆的印度官方记录文件，在书架上排开就有14公里长，他要的那些资料就在其中。
某种程度上，每一个现代历史写作者都面临类似困境，浩如烟海的史料令人兴奋，也令人窒息。比如被“复仇女神”号撞开大门的清王朝，典籍多达8万—10万种，仅大陆地区的档案就超过2000余万件（册），这还不包括浩如烟海的报刊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的研究者面对的虽是一片沃土，却充满了陷阱。在这片浩大的地基之上构造一座大厦也常令人生疑。
不过，按照自己的眼光搭起一座新的历史瞭望塔倒是可行的，本书正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被一股强烈的动力推动完成：三年疫情封闭，目睹社会巨变和无数个体命运之沉浮，重新思考这个国家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种思考立足于现实，也必须转向过去。历史在这片土地上远没有成为前尘往事，它一直深刻地塑造着当下，并且常常压着相似的韵脚一再重现，正如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笔下的“二手时间”：“一百年过去了，未来又一次没有到位。出现了一个二手时代。”
我之所以把目光放在19世纪最后十年（本书）和辛亥革命前十年（待出版）。一方面是因为难以展开更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段历史无比深刻地体现了古老中国面对现代世界的挫折和转变。19世纪末十年，中华帝国被刻骨铭心的战败震惊，第一次弥散出全国性的危机感（1894—1895），仿效海外的政治改革（1898）随后而至，不幸的是，连续的失败至世纪末演化成巨大的灾难，一场国家参与动员的全民排外运动震惊了世界，并引发了新的国际战争（1900）；20世纪前十年，人们目睹了现代化意义上的“新政”和它巨大的后果：立宪政治引入议会制度并实施了有限民主选举，伴之以“废科举”这样的惊人之举。然而改革的犹疑难以满足被激发起来的社会期待，革命者最后胜出，帝制中国骤然终结，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意外诞生。
这一段历史人们似乎相当熟悉，它时常出现在教科书和大众传媒上。不过它可能又是陌生的，其中充满了固化的故事框架和意识形态仲裁，其中一些人和事被淡化或遮蔽了，另一些则与此相反。在很长时间里，革命史学是20世纪的正统叙事，它并非始于1949年，但新中国用一套新的理论强化了它，这种叙事伴有一种怨恨的民族主义，最终，“被侮辱和被伤害”者成功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近代史的一种基本面貌如此呈现出来。1980年代之后，“现代化”历史叙事重新兴起，它某种程度上是对1930年代精英史学“现代化”叙事的回归，后者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为代表。新的现代化理论这时被引进，人们对中国重启“现代化”抱有一种相当乐观的期待；2000年后历史研究开始向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转向，出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不过总体而言，中文世界里这方面的作品仍然较少。与此同时，宏观史学叙事也并没有获得真正释放，它受制于诸多制约。
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从这个角度说，每一次新的叙事都将“创造”出新的历史。本书很难说属于哪一种叙事类型，从时间上看，它带有编年体的线性时间属性，涉及人物多属精英。并非作者多么热衷于“精英史观”，而是承认一个事实：就本书所涉历史，推动中国改变的力量仍主要是自上而下，即使在1895年后，一些相对边缘的人物，如康梁等人，发挥了力量，但他们或进入核心权力圈，或借助其力量，而且这些人（包括革命领袖如孙文等人）本属知识精英，远非普通民众。如果我们要描述这段历史概貌，必须首先看到少数人的核心作用，而非普罗大众。事实上，我并不觉得关注精英人物的叙事是过去式，在中国尤其如此。这方面它和新的社会史、文化史、地方史和微观史学一样，需要重建叙事的努力之处还有很多。
本书把相当多的笔墨用于扫描社会变迁，我很赞成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所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为历史而战》）年鉴学派所谓的整体史（total history），并非无所不包，而是强调一种整体视野，即关注历史进程中诸多因素的互动和合力。那么，究竟哪些人和事会出现在这本书里呢？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那句话也许就是我的答案：“报道一个时代在另一个时代里认为值得注意的事实。”而且它还应该包括那些“思想史”上的事实。近代知识人和舆论史是我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后的所谓专业方向，因此常能感知观念的威力，有时它们只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只言片语，却力量巨大，而且可以把更大的历史图景拼接起来。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话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击败最后一个帝制中国的也正是观念。“中国还完全固守着古代对待危机的态度，尽管19世纪发生了那么多让人警醒的事件，他们仍然没有认识到新时代的本质。”德国人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写道。这位1888—1901年供职于驻华使领馆的翻译后来成了德国境内第一位汉学家，他的五卷本《中华帝国史》迄今仍没有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
国际政治、中外交涉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要线索，分量较其他近代史著作要重。今天，20世纪50年代颇受重视的“冲击—回应”模式早已风光不再，自从《在中国发现历史》（柯文）推出中文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时风起。尽管一些学者提出诸多商榷或质疑，“中国中心观”迄今仍颇得社会心理。或许强调外部世界的巨大影响并不符合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和它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不过只要我们从历史本身出发，就会看到这并非事实。和西方接触之前的清帝国已经落伍，社会结构却相当稳定，这种秩序正是自1840—1850年代开始松散、瓦解的。19世纪下半叶之后的自强运动、对外战争、变法、排外运动和立宪新政，直接原因几乎都源于外部而非内部。可以说，北京应对外部世界时的被动和滞后，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亡。当然，它实际是一种“合力”，事实上，“冲击—回应”模式的提出者费正清并没有忽略内部因素，他在同期另一本著作里指出：“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对西方的调适都必须着手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正是那些特殊性才使中国对西方的一切表现得极不适应。”（《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今天，人们仍需冷静地承认，外部世界对清帝国的巨大影响并非一种落伍的陈词滥调，而是保持了相当久的生命力。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下重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这种历史视角值得格外关注。
如果非要说有落伍的“史学”，可能是那些罔顾事实，预设特定“中心思想”的研究和写作。中国近代史连接着现当代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仍未完成，它将在何处终结也无法预料。因此我很赞同李怀印教授所言，需要用一种“在时和开放”（within-time and open-ended）的方法重写中国近现代史，这“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发现过去曾被目的论史学所遗弃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抛却形塑现存叙事的结果驱动之视角，而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暂时‘结果’解释为一系列发展迹象，代表着引导中国迈向其‘近现代史’（modern history）之终极目标的多种可能性”。（《重构近代中国》）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注释较多，但并非出于学术意义考量。除了作者认为必要呈现的一些重要文献，其他多为引申阅读之意，以备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参考。如此一来，正文可以保持相对简洁，得以快节奏推进。不可避免地，注释中涉及少量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它们相当芜杂，本书无法列出足够多或足够新的文献，这种情况下往往只做了典型选取，即作者较为认可或值得重视的那些说法。初稿完成后作者原来有计划做一次大范围文献检索用于注释，不过最终作罢，因为本书无力承担过多诉求。它虽是一种严肃写作，却并非学术作品，而是面对一般公众，而且可以说是一部要言不烦的“简史”，立意并非提供细节或学术辩驳。本书最大的愿望，是提供一种新的近代史叙事“文本”，激发新的兴趣和思考，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包括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人们常说，史无定法，不过这种写作对我来说仍是一次新挑战，作者无法确定它是否会受到欢迎，也许唯一能保证的，就是下笔时的诚意和良知。
在线试读：
第一章
1891年
南方传来的消息让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坐立不安，他们看到了一份又一份令人触目惊心的“排外”报道//张之洞关闭了几个印刷据点，并责令湖南巡抚抓了长沙宝善堂的三个刻字商，但因证据不足释放了//尼古拉提前终止了访问，5月19日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头戴纱布出席了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典礼//?1891年6月，刚结束阅兵的北洋海军编队受邀访问日本。7月16日，日本贵族、众议两院议员156人登上“定远”舰//康有为的行动绝非个人之力，一个围绕他的师门集团在1891年后开始形成，这批年轻学生数量日益壮大
一
1891年春天，南方传来的消息让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坐立不安，他们看到了一份又一份令人触目惊心的报道，比如以下这份，一位目击芜湖骚乱的法国传教士描述说：
5月10日傍晚，“正当教会雇用的两位女教民走出教堂，穿过离道台衙门不远的运河南区的一条街道时，突然遭人殴打，并被粗暴地揪住，拖到保甲局。她们被指控曾用迷药诱拐过两个幼孩；作为人证，两个幼孩，一个5岁，一个7岁，被带了进来，据说他们是这两位女人的受害者”。一天后天主堂被一群中国居民包围，道台拒绝援助，知县却挺身而出，帮助几个传教士逃到长江上的太古公司轮船，“他们亲眼看到他们教堂的所有房子正燃起熊熊火光”，不久有消息说，“有两位教士的坟墓已被撬开”。
芜湖是安徽省教务管理中心，此前中外双方相安无事，从未发生冲突。几乎与此同时，九江、宜昌、丹阳、无锡等几个相邻省的城市也爆发了针对西方教会及社区的骚乱。湖南被深入调查的传教士指责为“排外”中心，当地民众对教会的敌意确实由来已久，《湖南合省公檄》这样的反洋教小册子在1860年代之后广为印刷。据说直到1886年，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进入湖南省会长沙。
新的排外怒火和一位湖南宁乡籍官员周汉大有关系，1891年他编写、印制了一批小册子，发行量最大的名为《鬼教该死》。它自称由8个人捐印，每人10万册，赞助者用的是万里城、师孔、齐心战这些明显的假名字。即使没有宣传的那么多，这本书的印量也相当惊人，它大约3700字，用白话文撰写，长江沿岸很多老百姓读过，多数人觉得痛快，因为“鬼”字很符合他们的口味。1891年各地流传的谣言里，集中指控了传教士拐带孩子和用他们的眼睛制药，这些显然都不是人干的事。
《北京条约》（1860年）让传教士得以深入长江腹地，这一影响深远的权利是充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嘉略私自增加的（这件事直到此时还没有被中国发现）。自那之后，一座座新教堂拔地而起，它和出入其中的本地教民让很多人深感不安。就儒家精英而言，禁止祭祖却祈祷上帝（以及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令人气愤，“这是在不停顿地切割中国传统的家族和谐与血缘纽带延续的夷化行为，这无疑是一种异文化的挑战”。
周汉经常用一只鬼子或一群羊代替“洋人”。教士、教民被叫作“鬼”“鬼夫人”，后来叫的最多的是“中国猪叫”。在一张名为“鬼拜猪精图”的印刷画里，两个洋人狼狈地跪在一头猪面前，猪的身体上写着“耶稣”。类似风格的小册子还有很多，据不同统计，出自周汉的印刷品至少有30—50种，里面画了很多洋人干的坏事，比如偷挖人眼和内脏，“猪叫取胎图”“小儿失肾图”出现在众多小册子里。这些指控其实毫不新鲜，很多地区都流行过类似谣言。它“是一种刻板印象式的对食人诱拐行为的恐惧”，实则来自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传教士不过是传统观念上那些需为诱拐事件负责的外来群体的一个新例子而已”。
让两湖地区最高长官张之洞感到棘手的，是周汉的身份和文化立场。此人自诩“周孔徒”，并非等闲之辈，曾跟随左宗棠出征西北，后官居陕西候补道，1884年因病返湘住在省城。周汉对西方人的排斥很大程度上来自绞杀太平军的经历，他认为后者是一支基督教军队，既然湘军击败了它，那么眼下“也应该组织起来打击基督教经文的新散播者——传教士和因他们而皈依的基督徒”。不过周汉的武器如今变成了印刷品，西方人称之为“湖南出版物”，这些免费的小册子图文并茂，生动活泼，而且经常是彩色的。
这年9月，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得到了一本《鬼教该死》，那是另外一个传教士从黄陂县带回来的，他向汉口领事馆举报此事，当地几家发放小册子的当铺被罚款4000两，但无法查出源头。杨格非听说过周汉，但一直无法确定，不过他不久得到了一份周汉给湖北巡抚谭继洵函件的副本，周在其中承认印刷品出自他。作为最早深入内陆的几名传教士，杨格非1867年就创办了汉口“书报部”，几年内向华中几个省发放了35万部福音书。他相信这些书一旦流行便能改变中国老百姓。没料到印刷品反过来被用来对付教会。“在湖南流传的诸多书籍，都无一例外对基督教大肆污蔑，说耶稣信徒放荡不羁，纵欲无度；上帝被丑化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只猪，周围满是男女信众，他们或跪着，或在交媾。”他给上海《每日新闻报》去信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援引这封信时注意到，随着小册子一起出现的是对中国人的警告，比如一个告示称，庇护洋人的家族一经发现，将被冠以“猪羊鬼子家族”。明恩溥当时刚出版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他用“面子”概括中国人的性格。
……
五
糟糕的海防和俄国的东方野心被广东秀才康有为注意到了，他判定朝鲜会成为一个火药桶。康1890年写下《保朝鲜策》，准确预测了中国未来将要面临的尴尬局面。
与1880年代先后提出朝鲜战略的黄遵宪、张謇相比，康有为还没有一官半职，但过去几年干过几件大事，在广东士大夫圈子里颇有名气，包括1888年12月给皇帝上书呼吁变法。康没有上奏资格，文字却相当勇敢，开头便要皇帝“下诏罪己”。此举或许是为了引起即将亲政（1889年）的皇帝注意，尽管这不大可能，帝师翁同龢倒注意到了此人，觉得他的话有些价值，尽管很容易惹麻烦。那几年康有为科考运气不佳，1882年和1888年的乡试均告失败。实际上，若非祖父康赞修死前在任上帮他获得“监生”身份，康有为可能连秀才都很难拿下。
科举考试要求符合儒学经典，不能离经叛道，这一点对康有为越来越难。不过到1891年，他却自信地办起一个新学堂，而且吸引了一批年轻俊才，比如梁启超，他只有17岁，已是举人，上一年北京会试名落孙山，见过康有为之后大为拜服。引荐梁的陈千秋同样才华横溢，他们均就学于著名的学海堂，现在转而支持康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一所“万木草堂”，自己甘为弟子。
学堂吸引年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学”。课程表上西方历史、西方哲学这些东西很多和考试毫无关系，甚至背道而驰。33岁的康有为比不少学生大10岁以上，头脑却比他们更新，比如他把西方富强的原因解释为“君民平等”。？1879年香港之行改变了康有为对世界的看法，？1882年考试失利后目睹上海租界的繁华，他更加确信这一切绝非坚船利炮所致。随后康有为变成上海西方出版物的热心读者，其中不少内容转化为万木草堂的讨论。毫不夸张地说，《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图书第一次拼接出他头脑里的“西方世界”。满足这种探索除了兴趣和敏感，还需要手头宽裕。
1891年6月，《万国公报》开始连载《变法自强》，它是王韬流亡香港时的旧文，声称只要改变制度，就可以迅速扭转国运，日本正是好榜样。康有为的很多早期观念来自王韬，不过他头脑中的“变法”现在却自有一套，这一年他完成了30万字的《新学伪经考》，康门弟子中的杰出分子参与了这本书的编纂。1891年8月，《新学伪经考》十四卷由万木草堂第一次发行，在康有为笔下，儒家经典“古文经”都是假的，他以这种方式否定了所谓祖宗之法。
从汉代开始，今、古文之争历时超过2000年，总的来说前者更尊重考据，后者更看重诠释，特别是与当下生活结合的“微言大义”。挑战17世纪以来的考证学派汉学，康绝非第一人，但他却让这个古老学术问题迸发惊人的能量。他认定“古文”经典为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后者伪造《左传》《周礼》是为了帮助王莽建立新朝。此前，一些典籍如《周礼》曾为人怀疑，但像康有为这样论述详细、言之凿凿的还几乎没有。很多人怀疑他的见解来自四川人廖平，不过康只承认学问承接前辈学者刘逢禄、魏源和龚自珍，他们均为公羊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公羊学派堪称今文经学最重要流派，鸦片战争后它与国家变革联系起来，重新释放力量。
很多人讥笑《新学伪经考》，但它很快流传于知识圈。各地当年就出现了几个翻刻及石印本。这本书释放的能量不在学术，而是转化为行动。康有为对汉学的排斥不仅因为它对社会道德的冷淡态度，更重要的，“他要重新肯定关心政治和政制改革是儒家的主要宗旨”，并认为这才是孔子的本意。因此人们可以理解，康有为为何要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下一部著作《孔子改制考》的写作之中。不过完成它要等到五六年之后。这本书大力劝导清廷改制，？1898年，《孔子改制考》和要求禁止它的奏章一起被递到皇帝面前。
康有为的行动很好说明了知识精英中的一部分人，“正在滋长一种想做某些自晚周轴心时代以来也许从未做过的事的要求，即重新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他的深谋远虑之处在于，并没有因为推行西政、西学而忘了在新的制度设计中为儒家寻找新的生长点。不过未来该如何安顿“传统”并非易事，它和把孔子发明为“改制教主”一样困难，日后康被支持者称为中国的“马丁·路德”，反对者则指责他自视为耶稣。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的行动绝非个人之力，一个围绕他的师门集团1891年后开始形成。这批年轻学生数量日益壮大。？2年后，正当康有为大力鼓吹废除八股文时，忽然以乡试第八名考中“举人”，弟子麦孟华同时及第。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越来越高，在不太严格的考场上，很多人会悄悄偷听草堂的弟子在谈些什么。当下一场国家危机不期而至，康有为和这些勇敢的年轻人不无冒失地投身其中，中国政局竟为之一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