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虎变：晋国大族的兴衰》作者及内容简介_书评

《虎变：晋国大族的兴衰》，刘勋著，中华书局，2024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易传·革》有云：“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如果将战国七雄比喻成七匹猛虎，那么其中的赵、魏、韩三虎都是从春秋晋国的同名卿族演变而来。

本书充分利用《左传》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丰富材料，聚焦于春秋时期最强盛的诸侯国——晋国，以卿族政治为主线，不仅按时间顺序还原了晋国卿官领导班子变迁、卿族兴盛衰亡的壮阔史事，还逐一梳理了晋国十大卿族的演化简史，生动清晰地展现出各大卿族化家为国的“虎变”事业和成败殊途的历史结局。

作者简介：

刘勋，牛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上海科技大学综合办文书规划高级主管，上海国学新知传统文化学习中心创始理事，曾任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学助理教授、教学副教授。2009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左传》研究和普及工作，编著有《〈左传〉全文通识读本》，著有《称霸：春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救世：子产的为政之道》《春秋十日谈》。

编辑推荐：

☆新锐春秋史学者刘勋全新力作。牛津大学博士刘勋回国后潜心研读《左传》十余年，系统梳理春秋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呈现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奠定时期的变动与革兴。

☆全方位展现晋国政治的发展历程。本书聚焦于春秋时期的霸主国晋国，以卿族政治的演进为线索，层次分明地展现出晋国政治发展的脉络。

☆语言生动流畅，论述清晰透彻。本书用生动的语言将晋国政治的复杂态势勾勒出来，论述紧密，前后关联性强，读来引人入胜。对于历史场景、人物心理的还原，同一史事不同版本记载差异的分析，很见功夫。

☆数十张表格与图片，提升阅读体验。本书在关键职位有所变动时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帮助读者一目了然地把握卿族职位的变动，易于阅读和前后比较。另有二十余幅图片，包括十大主要卿族的世系表。

前言：

引言：卿族政治与晋国兴亡

作为春秋时期的主要诸侯国之一，晋国可以说是“生得辉煌，死得壮烈”：它既是春秋中期和后期全天下最强大的诸侯国，也是春秋时期唯一一个以国家分裂收场的主要诸侯国。这里要强调的是，晋国的分裂和强大是并行不悖的，因为晋国在曲沃代晋之后，国土疆域一直在扩大，经济总量一直在增长，从曲沃代晋之前占据山西南部临汾盆地的一部分，到最终分裂前占据山西全境、河北西部、河南北部及陕西东南部。也就是说，晋国从整体来看是越来越强大，然后在其最为强大的时候分裂成为三个新国家；甚至可以这样说，晋国不是因为衰弱而分裂，而是因为强大而分裂。

晋国的持续强大，以及最终分裂，都与其内政模式逐步发展为卿族政治有关，而本书的主题，就是从卿族政治视角来书写春秋晋国政治史。

按照周礼的制度规定，各诸侯国的中高级官员叫作“大夫”，大夫中职级最高的几位叫作“卿”。诸卿位于职官体系的顶端，集文武职权于一身，平时负责决策日常政务、谋议重大政务，战时作为将帅率军征战。国君位于诸卿之上，也是集文武职权于一身，平时是重大政务的最高决策者，战时是最高军事统帅。

族长担任卿官的家族就叫作“卿族”。卿官的俸禄来自国君封赏的采邑收入，由于春秋时期卿官职位一般是由卿族族长世袭，所以采邑也就成了卿族的私有财产，可以称为“私邑”。本书中所说的“卿族”，就是以在朝担任卿官的族长及其直系近亲（儿子、孙子）为核心，包含妻妾、直属家臣、直属奴隶、府库财产、直辖私邑、直辖军队在内的政治经济共同体。

在诸侯国内部，与“卿族”对应的是“公室”。“公室”是诸侯国内的最高统治实体，所以在周代文献中也常常用“公室”来指代诸侯国政权。所谓“公室”，是指以国君和他未分封的直系近亲为核心，包含妻妾、直属官吏、直属百工、直属奴隶、府库财产、直辖公邑、直辖军队在内的政治经济共同体。

本书所说的“卿族政治”，不是泛指“有卿族的政治”，因为卿族是当时各主要诸侯国（除秦国）的标配；而是专指春秋中后期在晋、鲁、郑这三个主要诸侯国出现的政治现象，其核心特征是国家治权由公室下移至以卿族为领导者的卿大夫族集团，朝政被几个固定的卿族长期共同把持：这些卿族的族长（或族人）世袭卿官，组成一个诸卿领导班子共治朝政；国君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实质上沦为礼仪性的傀儡君主。

在晋、鲁、郑三国之中，又以晋国的卿族政治发展得彻底，最终赵、魏、韩三大卿族实现了从卿大夫“家”到诸侯“国”的跨越。相比之下，鲁、郑两国的卿族政治发展到“诸卿把持朝政、君主沦为傀儡”的阶段就停滞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当然很复杂，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鲁、郑两国本身国土总面积和经济军事体量不大，而且受到周边大国的威逼，如果分裂成三国、七国，每一个新国家会更加弱小，更容易被周边大国攻灭，因此这两国的卿族仍然有“抱团图存”的现实需求。相比之下，当晋国分裂为赵、魏、韩三国时，晋国的国土总面积和经济军事体量已经相当庞大，赵、魏、韩三家都已经具备了独立生存发展的实力基础，因此迫不及待地要捅破晋国这层“羊膜”，获得与其独立国家之实相匹配的名分。

如果我们把周、秦、汉等得了天下的王朝比喻成“龙”，把齐、楚、秦、燕、赵、魏、韩等割据一方的国家比喻成“虎”，而将诸侯国里拥有私邑、掌握大权的卿族比喻成“豹”的话，那么这本书接下来要讲的其实就是一个“虎变”的故事：晋国在其卿族政治发展过程中先后培育出了二十多只“豹子”，其中有六只成功地走上了“化豹为虎”的道路，而最后有三只成功地实现了“虎变”。这也就是本书主标题“虎变”的寓意。

晋国卿族政治发展简史可以用五个关键节点来描述：

第一，前633年晋文公改革完成，标志着卿族政治在晋国启动。

第二，前607年赵宣子弑君成功及“重构公族”改革完成，标志着卿族政治在晋国初步成形。

第三，前573年栾武子弑君成功，标志着卿族政治在晋国正式确立。

第四，前546年晋楚弭兵达成，标志着卿族政治进入“化家为国”阶段。

第五，前40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标志着卿族政治在晋国彻底终结。

由于晋国卿族政治在晋文公改革完成后启动，因此本书对卿族政治发展的详细叙述是从晋文公即位开始。晋文公归国夺权成功之后，推行了三项重大改革措施，都可以被视为促成和维护卿族政治的基础性制度。其中：

第一，“三选人才担任卿大夫”改革，明确了晋国卿族集团的最初来源——国中旧族、诸姬之良、异姓之能。

第二，“封赏土地给有功卿大夫”改革，确定了晋国卿族壮大的机制——担任卿大夫的卿族成员可以用军功政绩换取职位升迁和土地封赏。

第三，被庐阅兵、清原阅兵，打造了晋国卿族政治的舞台——以固定的三军六卿为核心、以可增减的新军诸卿为补充的军卿体系。

然而，如果想要深入理解本书将详细讲述的晋文公改革，我们还要再往前追溯，从再造晋国的“曲沃代晋”革命说起。

在线试读：

重蜕变：义父狐偃强势引领，称霸志向逐步明确

从第一章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曲沃代晋奠定了新晋国的基本特色和长期运势，并预示了这个国家被卿族瓜分的最终结局；晋献公改革中的“无蓄（近支）公族”、“封赏新占领土给有功卿大夫”政策，以及晋惠公改革中的“作爰田”政策，都成了晋文公改革的重要政策来源，进而固化为导致和维护卿族政治的基础性制度。

为了深入理解晋文公改革，除了要探究这场改革的政策来源，还需要了解晋文公夺权成功前的成长蜕变经历。笔者无意重新讲述一遍在《称霸：春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已经详细写过的公子重故事，而将重点分析两个问题：

第一，狐偃、赵衰在重成长蜕变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第二，重从“要我做英主”到“我要做英主”再到“我要做霸主”的心路历程。

讲清楚第一个问题，要从了解重的辅臣/从亡团队开始。有内外两个层次：

一、位于内圈的心腹谋臣是狐偃、赵成子、贾佗、魏武子、胥臣五人，即所谓“五贤士”。其中又以狐偃、赵成子、贾佗最为重要，即所谓“三材”。宋国卿官公孙固在劝说宋襄公善待重时说：“晋公子重……像对父亲一样对待狐偃，像对师长一样对待赵衰（赵成子），像对兄长一样对待贾佗。狐偃是他的舅舅，仁惠而又足智多谋。赵衰是为先君驾驭战车的赵夙的弟弟，文雅而又忠贞。贾佗是公族成员，见多识广而又恭敬。”

二、五贤士之外，从亡诸臣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狐毛、颠颉、介之推、舟之侨、壶叔。这些人从事的可能是相对外围的工作，比如著名的介之推，他负责的主要工作应该是供应重的膳食。根据《韩诗外传》的说法，介之推曾经在重流亡途中食物断绝的时候，偷偷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做成肉羹给重充饥。

作为整个辅臣/从亡团队的领袖，狐偃一直掌控着重政治人生的航向，在几乎所有重大时刻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前666年狐偃作为辅臣队伍领袖陪同亲外甥重（6岁）出镇蒲邑后，一方面领导辅臣队伍治理蒲邑，一方面像父亲教子那样教育重，重点培养重的仁爱之德和英主之志，与重建立起一种“亦臣亦父”的特殊关系。

前655年晋献公派兵攻打蒲邑时，狐偃说服重（17岁）高调宣示决不与父亲晋献公对抗，然后又说服重不去远离晋国、实力雄厚的齐国和楚国，而是前往靠近晋国、条件艰苦的白狄地区蛰伏。

前651年晋献公去世后，狐偃说服重（24岁）克制住想要抓住“君位空窗期”归国夺权的冲动，拒绝秦穆公主动提出的邀约，选择继续在狄地流亡。

前644年晋惠公派人刺杀重未遂后，狐偃说服重（28岁）放下对狄地妻儿的依恋，重新上路投奔齐国。

前638年晋惠公病重，此时齐国霸业也已经衰落，狐偃与重的贤妻姜氏合谋，迫使沉溺于齐国安乐生活不能自拔的重（34岁）重新上路投奔楚国，最终到达秦国。

前637年在秦国等待机会期间，狐偃说服重（35岁）克服心理障碍迎娶晋怀公前妻、秦穆公爱女怀嬴为妻，博得秦穆公的欢心，从而确保了秦穆公对重归国夺权的支持。

在这29年中，狐偃一以贯之的志存高远、坚定强势，与重时不时表现出的急功近利、脆弱迷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明显，在这整个过程中，与其说是狐偃在辅佐重实现重的政治抱负，还不如说是狐偃在挟持重实现狐偃自己的政治抱负。

然而，狐偃严父般的威压也会促使重在亲信中寻找其他类型的人来求得平衡，这个人就是在“五贤士”中排第二的赵成子。

赵成子的贤能是得到狐偃的高度认可的。比如说，前637年的一天，秦穆公通知重参加享礼，重请狐偃随从。狐偃却说：“我不如赵衰（赵成子）那样善于文辞，请让赵衰跟随您吧。”又比如说，当胥臣、狐偃、赵成子劝说重迎娶被晋怀公抛弃的怀嬴以讨好秦穆公时，狐偃说：“您将要夺取他（晋怀公）的国家，娶他的妻子又有什么呢？只管听从秦君的命令吧！”而赵成子则说：“《礼志》上说：‘将要请求他人，必定要有所接纳。想要他人爱自己，一定要先爱他人。想要他人顺从自己，必定要先顺从他人。对他人没有恩德，却想有求于人，这是罪过。’现在您将要通过联姻以服从秦国，接受他们的好意以与他们相亲爱，听从他们以使他们认为您有德。只怕不能这样，又怀疑什么呢？”狐偃和赵成子给出的实质性意见是一样的，然而风格却迥然不同：狐偃的话一针见血，却显得有些粗鄙，只适合在私下进言时说；赵成子的话则引经据典、文雅宽和，即使原文转述给秦穆公听也没有什么问题。由此可见，狐偃对赵成子的评价是很有知人之明和自知之明的。赵成子能够得到重的格外亲近，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那文雅宽和的性情。前620年，出奔到赤狄潞氏2的狐偃之子狐射姑3曾经向狄相酆舒这样描述赵成子和他的儿子赵宣子：“赵衰（赵成子）给人的感觉，就像冬天的暖阳；赵盾（赵宣子）给人的感觉，就像夏天的烈日。”用今天的话来说，赵成子就是最有亲和力的“暖男”。

重和赵成子的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呢？重在白狄寄居期间，白狄攻打赤狄部落廧咎如，抓获了部落首领的两个女儿叔隗、季隗，都送给了重做妻妾。重自己要了年纪小的季隗，后来生了伯鯈、叔刘两个儿子；把叔隗送给赵成子，后来生了赵宣子。因此，重和赵成子在流亡之时已经是连襟的关系。

总而言之，在重从幼稚贵公子成长为成熟政治家的过程中，“父亲”狐偃的强势引领和“老师”赵成子的温和辅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后来先克所说的“狐赵之勋”。当然，狐偃、赵成子在重出居和流亡时期建立的功勋只是“狐赵之勋”的第一部分，因为他们两人在重成为晋文公之后，还继续左右夹辅，为晋文公成就霸业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要讲清楚第二个问题，可以从孔子对重的一个著名论断开始说起。孔子在被困陈蔡之间时，曾经对子路说，“晋重真正确立称霸的雄心壮志，正是在曹国、卫国遭受羞辱之后”。所谓“在曹国、卫国遭受羞辱”，是指前638年重被迫离开齐国重新上路之后，先后途经卫国、曹国，在卫国不被卫文公以礼相待，在曹国甚至被曹共公偷看洗澡。笔者认为，从

6岁出镇蒲邑，到 34岁确立称霸志向，重大概走过了这样一条心路历程：

第一阶段，从前666年（6岁）出镇蒲邑后到前655年（17岁）出奔白狄前。这一阶段，狐偃为首的辅臣团队的打算是“尽心培养重品行，日后重归国做英主，辅臣因功劳升任高级卿大夫”，而重的打算是“义父要我做英主，我听话照做”。

第二阶段，从前655年（17岁）出奔白狄后到前644年（28岁）前往齐国前。这一阶段，在狐偃等人持续激励及狄地艰苦生活磨炼的共同作用下，重已经树立起“我要归国做英主”的志向。正因为如此，所以前651年晋献公去世后，当国内外势力来联络重，提出要支持他回国时，重非常兴奋，但最后又能听从狐偃的建议毅然放弃这次机会，因为这样回国虽然能够迅速夺权，但不利于成就英主伟业。后来重一行前往齐国，也是希望霸主齐国能够帮助自己归国夺权，成就伟业。

第三阶段，从前644年（28岁）到达齐国后到前638年（34岁）离开齐国。这一阶段，在霸主齐国的见闻让重大开眼界，然而齐桓公提供的优厚待遇逐渐击垮了重“我要归国做英主”的志向，取而代之的是“人活着就是图个安乐”的自暴自弃。狐偃为首的从亡诸臣当然不能眼看着自己前面20多年的全情投入打水漂，“通过拥立新君而实现阶层跃升”的梦想成为泡影，因此与重的妻子姜氏合作，迫使重重新踏上谋求归国夺权的正道。

第四阶段，从前638年（34岁）离开齐国到同年途经卫国、曹国之后。自从来到霸主齐国，重与狐偃等人一直在观察、比较、反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称霸成功的齐国有它自己的诸多问题和短板，远没有从外部看起来那么高不可攀；霸主管控的国际新秩序已经确立，称霸是天下强国君主渴望夺取的“圣杯”。如果说上述这些见识是从正面激发了重和狐偃等辅臣的自信心和事业心，那么卫国君主的冷待和曹国君主的猥亵则从负面激发了重和狐偃等辅臣的自尊心和报复心。所有这些鲜活的刺激和念头混杂在一起不断发酵，最终促使重将最高奋斗目标从“成为晋国英主”升级为“成为中原霸主”。从此之后，“归国夺权做英主”就不再是奋斗的终点，而成为“逐鹿中原做霸主”最高目标的准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