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史为专业的虞云国先生,在近世学人与学术史的研讨上同样成就斐然。其二00九年出版的《学史帚稿》一书,即以评骘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三位大家的史学及其成就的文章最受读者欣赏。此后出版的《敬畏历史》《放言有忌》《三声楼读记》等随笔集中亦不乏探讨现代学人及其学术的篇什,刊载于《上海书评》而尚未收入各部随笔集的新作亦复不少。如今,这些新旧文章经过遴选、整合、校订,结为一部新著《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虞先生关于现代中国史家与史学的专论,大抵可见此书。
如虞云国在本书自序中所说,本书之“前编”与“后编”的撰写,也是不同阶段的心路过程,前者的写作动机是“把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从揭橥‘新史学的梁启超开始,一个一个地把大师们的史学著作学习一遍,领悟他们的史学三昧,同时把他们的史学在百年大变局的互动中给以历史的定位”,后者则大抵是在“从个人的研究旨趣来说,进入新世纪后,我更关切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时代变局如何决定中国史家的命运,并怎样干预他们的学术”这一思路的启发下写成的,因而更有些掌故色彩,文笔也更为活泼,正如作者自述的“在体式上,也不再拘泥于论文,而往往出之以历史随笔,以期争取更多的读者”。
实际上,不论是“前编”或是“后编”,其中许多学人的经历都有相似之处,即其学术多具备厚重的现实关怀,而这些学者的命运往往亦与世道的浮沉相连。不同学人因其不同的性格和所处的不同环境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其中志节不屈而彪炳后世者有之,与世浮沉而声名不彰者亦有之,晚节不保而仍晚景凄凉者亦复有之,真可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文天祥:《正气歌》)。
“前编”所收诸篇,多已见于《学史帚稿》,其中关于陈垣、陈寅恪的诸篇文章,论述透辟,评议精彩。“南北二陈”之说,早已为学界内外所乐道,两位学者的晚景虽有不同而皆令人唏嘘。既然双峰并峙,南北并称,则其间异同黜陟自然也会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虞云国指出陈垣得有“乾嘉学术”的正传,而“不为乾嘉作殿军”, 其志在“有意义之史学”, 这种“有意义之史学”的精神尤见于其《通鉴胡注表微》,而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陈垣面对外寇时保持凛然正气、最终大节不亏。但是“有意义之史学”本身也是一种入世情结,本来热心世务而能勤于著述,成“仕而优则学”的美名,亦不失为美事;但面对来自政治的诱惑时,这种情结又往往让人心生摇摆甚至令人智昏。虞云国特地拈出陈垣晚年的若干学术短文,指出彼时陈垣依然具备足以开展史学研究的能力,但不仅未能有更大成就,反而几乎再无作为,甚至对就在眼前发生的文化危机和政治迫害都有些刻意回避,反而不如陈寅恪能将气节操守贯彻到立身处世的所有层面为可敬,因而虞先生的叹惜痛切跃然纸上,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在“南北二陈”的出处大节优劣问题上,世间已有定论,唯虞先生从个人性格和学术方法入手,分析“南北二陈”面对时艰所做的不同选择,最后则归结于“性格决定命运”,颇有“知人论世”的风范。尽管虞云国未加明言,但是“有意义之史学”,大抵正是陈垣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至于史学是否应当“有意义”、如何才是“有意义”,也就留待读者的掩卷深思。
“后编”诸篇,则学理上的具体讨论少了一些,但知人论世之处却更深湛,也更让人感慨系之。其中的《吴晗三调》一文,据虞云国在本书自序所说,本拟题作《吴晗四章》,因故摘去其中两章,而以附录入正文;覆按原拟收入的两章可知,《吴晗四章》的内容大体可以揭示吴晗如何受到胡适的影响走上明史学的学术道路,如何由书斋式学者转向积极入世的斗士,又如何随政治风向的变化而调整、变更其学术,最终又如何仍然陷入政治的旋涡而万劫不复。而今我们读到的《吴晗三调》,重点则在吴晗对自己与胡适的学术和人际关系的叙事是如何在时局变化中逐渐改口、疏离的。吴晗学术成果之最著者当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郑天挺《有学力、有能力、有魄力的历史学家——追念吴晗同志》记其编纂过程:“那时,《朝鲜李朝实录》影印出版,北京只北平图书馆藏有一部,其中关于中国史资料极为珍贵,但知道它的人较少。北京大学孟森教授正在编写《明元清系通纪》,天天都去阅读,另外还有一位阅览者就是吴晗同志。两人都是风雨无阻。孟森教授年逾七十,向不坐车,吴晗同志不到三十岁,也是步行,当时路过文津街的人经常看到这一老一少天天出入北平图书馆。”又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亦记其事云:“他还提起在馆中时常遇到的前辈史学家孟森(心史)先生,当时已年逾花甲,但还是一有时间便来馆摘抄《明实录》和《李朝实录》。”而读《吴晗三调》方知,不仅吴晗锐意于明史研究是受到胡适的影响,胡适甚至早已指导吴晗,要了解“满洲未入关以前的历史”应当阅读孟森的著作。不妨悬想,吴晗对《李朝实录》等书的重视,或许也有胡适的指引在前,孟森的示范在后,为其未来的大放异彩做了共同加持。反观吴晗后来对胡适乃至孟森的疏离和避而不谈,便不免令人感慨万端了。
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又记云:“听说他后来积累了一万多张摘抄史料的卡片。又听说在他决心离开清华教学工作从事政治时,把这全部卡片送给接他的明史课程的学生丁则良。丁死后,这批卡片到哪里去,我便不知道了。”与乃师相同,丁则良的史学也有“合为时著”的现实关怀。但是评价吴晗,回护的人会说他只是“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批判的人则会把他的“从控诉到被控诉”的悲剧视为一种报应循环;而对丁则良的评价则比较统一,认为他只是“带了一个不太世故的头脑”,却也正因为这种“不太世故”,使得他不能见容于党同伐异的环境,承受不住荒谬的欲加之罪,在陈垣、吴晗等尚能适应乃至积极参与其中的时候,丁则良已经早早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但丁则良的悲剧无疑更加让人沉痛,因为他的趋新、求新是积极而热诚的,甚至他为学术大佬的新著提出意见,想也出自一番愿使其尽善的赤诚,并未料想到这番好意之举竟为无妄之灾埋下伏笔;而相比面对王毓铨毫不留情的指摘仍能保持雅量的邓拓,吕振羽对于自己挂不住面子的事,恐怕就不那么能够容忍了。但是彼时丁则良的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这种趋新、求新对其学术成长的妨碍似乎来得有些太早;而政治运动的冲击又过早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史坛新星尚未中天便已陨落,其学术与人生的悲剧性质真是不言而喻。
《学随世转》的各篇文章多是针对具体某位学人的如同评传的文字,而书中却有一篇《〈学习与批判〉里的海上学人》,写的是一代学人群像。也许读者读完以后印象深刻的是其中谭其骧和刘大杰的鲜明对比,但两个极端以外,更多的是表现“中规中矩”的学人,或无可奈何夹带几句套话只求蒙混过关,或曲意逢迎积极参与表现,而在拨乱反正、云开天明以后,或悔不当初、删弃旧作,或剔除赘疣、敝帚自珍,多数人可能既不能成为谭其骧,也做不了刘大杰,不过也能从海上学人的群像中,学到一些“慎独”,知道面临困境时应当如何自处。尽管《学习与批判》所处的时代,似也有些因祸得福的意味,对古典进行批判和注释的需要,反而也为一代学人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提供了起点或空间,例如周勋初《疯狂的年代,理性的思考——〈韩非子校注〉编写始末》,写的便是一个时代下一种“因祸得福”的难得景观;但正如虞云国在此文中的“夫子自道”,这种启蒙毕竟带有厚重的滤镜和扭曲的倾向,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部分当代学人将浩劫记忆“浪漫化”的一种回应吧。
随着现代学术观念的逐渐深入人心,对于学术或史学之定义和意义的思考,也在近年成为受到关注的话题。不同于过往对学术意义的叩问、对学术的“价值无涉”和“现实关怀”的探讨、对“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的强调,近年的常见论调更倾向于有些矫枉过正的“祛魅”,认为学术无非是一项工作、一个饭碗,或者只是生活优裕者的一桩智力游戏,并以此对学术工作进行夹枪带棒的贬抑。乃至近年来随着叙事学方法的普及、“历史虚无主义”的稻草人谬误甚嚣尘上、历史学内部的以“评论”代“研究”的渐成风气,也让本土历史学的正当性受到动摇。在这样的环境下,《学随世转》不仅仅是一部可供大家观照的镜鉴,更是一本敦品励节之书,虞云国在书中讨论的话题始终不离现代学术,但相信能让读者感动的还是陈寅恪等前贤抱持的古典情怀,而南宋丞相文文山公《正气歌》的“时穷节乃见”一语,正可移作本书的评赞。